]定义的格式就是：被定义概念 = 种差 + 属（上位概念）[ 这里的种差（species difference）和属（genus）（上位概念），亦译为属差和种。
贺麟、冯友兰、侯外庐等先生都参与了这场学术思想运动[1-4]。我们会发现，从叙述次序来看，六位、六职、六德三个版块所依据的六位次序彼此不同。
从这一角度来看，《六德》篇的六位说或三大法说即是孔子的六位说或三大法说。主从义必须居于匹合义之下，且受到后者的严格限定和制约。六位的两两组合，即为三大伦(夫妇、父子、君臣)。又曰：敬诸父兄，六纪道行，诸舅有义，族人有序，昆弟有亲，师长有尊，朋友有旧。次列父子，因为在逻辑上父子关系后于夫妇关系。
以董子为三纲一词的发明人而开罪董子，进而谩骂董子，这是不讲事实、不求证据的态度，是不正确的。如果合是存在于宇宙万物间的第一原理，那么兼或相兼是第二原理。⑦我曾详细重构过《五蠹》篇接下来的相关论述及其对儒家的批评。
韩非子虽承认朴素的善心，却否认培养这种脆弱之善心的有效性和必要性。被断脚的人后来回忆这一段时，他解释说，这不是子皋偏向他，而是天性仁心固然也。(詹康，第98页)韩非深切了解到，秉持放肆利己观的权臣贵戚决不会乖乖就范，而认同高贵利己观的君主和民众对他的学说的抗拒性也很强(同上，第145页)。这也与我们前面揭示的韩非子的立场一致，即人在富足的情况下，可以不计较利害。
韩非子则缺乏这样的论敌迫使他展开其人性观，但他还是有明确的人性观念的。詹康认为，吴起吮伤的例子表达了将帅之恩义，并认为上述的例子挑战了利己观。
这样的国家，也会一直不断扩张，哪怕是一统天下，仍然要制造新的敌人，直到这一体制在它自己的重压下崩溃而止，秦国最终的命运便是例子。因此，在民众层面，国家制度要用他们能够明白的眼前的利益来引导他们，而作为一个整体的制度体系。其喜人之有福，而恶人之有祸也。但是，如果苦海无涯又没有可见的岸的话，避苦可能也会失去了驱动力。
这里的潜台词是，儒家讲的尧舜时代确实存在。他认为，驱使人行动，有三大来源：利害、荣辱、天生的善心。(见白彤东，2013年) (18)下面的讨论是基于我《韩非子对儒家批评之重构》一文的相关部分，略做修改和扩充。救火者尽赏之，则国不足以赏于人。
与赏无可赏对应的是罚无可罚。(17) 进而言之，《韩非子》的这两段引文所着重的，是与儒家争锋、而非天下大治的愿景。
他这个断言，应该是不成立的。对此，韩非子希望君主去除儒家这类蛀虫(蠹)，移风易俗，建立正确协调个体的利禄、声名与国家利益的制度。
但我们又不能根据这种要求选拔君主，于是国家富强就被运气左右。(《韩非子·五蠹》)也就是说，韩非子虽然承认了人有朴实的善心，并且如果在面对孟子的挑战的情况下，甚至可以承认孟子的人皆有怵惕恻隐之心的观点，但是他认为，这种善心、善性是脆弱的，经不起任何重大的物质挑战。但韩非子毕竟承认了善性的存在，只是强调了它在物质挑战面前的脆弱而已。并且，这种可以超越利害的虚荣，对制度也会有潜在的威胁，也不应该鼓励和大范围使用。乐则淫，淫则生佚(《商君书·开塞》)。根据这样的理解，赏罚二柄应该是同等使用的，《韩非子》文本大多也是如此论述的。
在对韩非子的人性论之复杂有所了解之后，我们来反思一下他的人性论所存在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反而是韩非子对人性更乐观一些。
韩非子号称的民众安居乐业，君臣相亲相爱，天下太平的理想世界，只是说说而已。但是，因为卢梭有自然状态下孤独个人的想象，而虚荣需要人与人的攀比才有可能，所以他认为虚荣不是人类在所有条件下都存在的本性，而是一种在文明社会里才会有的恶。
从前面韩非子对伯夷和叔齐之流的评价我们可以看到，韩非子明确在政治中排斥具有儒家式的道德的人。在物质丰富的时候，其实我们依然可以恶待陌生人，而韩非子讲疏客必食，明显是承认人的善心的可能。
但在物质匮乏的条件下，人类朴素的善心失效，利害计算成为人行动的主要驱动力。在《韩非子·五蠹》里面，包括前面《韩非子·解老》所引用的文字里面，倒是有很多要抑制奢侈品的说法。但是，还是有极个别的人可以不惧国家机器的管制，其行为不以利害与荣辱计算为首要驱动，而是坚守其道德信条。比如，穷则生知而权利(《商君书·算地》)。
《韩非子·五蠹》进一步指出：誉辅其赏，毁随其罚。到了春季，去年秋季的一点收获也消耗殆尽，新的作物还没有长出来，也就是物质匮乏的极点。
但是，如韩非子一再强调的，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情与性在《韩非子》(乃至先秦文本中)的应用和意涵，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需要单独讨论。
至于高贵利己，如上面论述的，其实有三种源头，要区别对待。不过，有点荒诞的是，韩非子自己似乎就是个爱国的贤能。
他们多数是被错误的道德学说或者情感误导，在国家机器按照赏罚与毁誉正确地建立起来的情况下，他们的行为就会回归到利害与荣辱的理性计算上。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见高专诚，2018年a、b、c)对《韩非子》与《庄子》中的几段互文(内容相近的文本)，杨玲《互见文献视域下的〈庄子〉与〈韩非子〉关系析论》(未刊)一文有非常详尽的分析。①本文会进一步深化这种质疑，并展示和澄清韩非子对人性理解的各种细致与精微之处。
结合上面的讨论，我们可以说，韩非子的人性观在《老子》与孟子之间，更接近《老子》一些。其背后的原因，可能恰恰是苦更普适。
也就是说，真正的人的情实可能是外部的奖惩有时反而会抑制内在的自愿遵守规矩的动机。(《韩非子·六反》)这种无限的欲望永远无法得到满足，这就进一步挑战韩非子自己提过的通过富足而达到民众安居乐业、天下太平的图景。
(刘亮，2018年，第399-400页)但他所给出的陈启天之著作的相关部分中，似乎并没有韩非子认同利他心的说法。再则，基于轻罪重罚的论证，基于在紧急情况下罚更少耗费的考虑，赏罚二柄也是要向罚的一方倾斜。
